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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辞立其诚”古已有之,是中国传统修辞的核心与精华。本文主要探讨其来源、内涵、重要性、途径、中西修辞学的比较分析、其有无阶级性,以及对其带来的正负面效应。“修辞立其诚”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中国修辞学的核心精神和重要原则,必须坚持遵守并发扬下去。修辞立其诚;修辞学;王希杰;中西修辞;诚信一、何谓“修辞立其诚”1、“修辞立其诚”的来源“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周易・乾・文言》)上述这段话是对“乾”中的“九三”爻辞的说明:君子之所以能在“九三”如此凶险的境地中安然无恙,是因为君子奉行“忠信”和“修辞立其诚”。“修辞立其诚”也成为古时君子的言语准则和行为规范。2、“修辞立其诚”的内涵“修辞立其诚”,寥寥数字,微言大义,内涵极为丰富。对于“修”的解释,许慎《说文解字》云:“饰,从彡;攸声。”彡,“毛饰画文”。古时的“修”意为清理(毛发),发展到现在,演变为装饰(语言)。从对人外表的点缀演变成对人的谈吐的修饰,“修辞立其诚”的影响可谓从物质层面进入了精神层面,尤其“诚”更将层次提升到人格建构。“辞”的涵盖范围比较广,包括丰富的言辞、大量的文本,甚至是辩论和历史。分析“修辞立其诚”的内涵,关键在于解释“诚”。《说文解字》:“诚,信也”。从字面上理解,“诚”意为真实、诚信。应用于言语交际,必然要求言语内容符合实际,切忌胡乱编造,达到客观上的内容上的“诚”。而对于说话者,还要求做出主观上的努力,使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显得真实,让自己的态度显得谦卑谨慎,使美好的品性修养通过言语表现出来,忌虚情假意。叶圣陶先生在《谈文章的修改》一文中说:“想得认真,是一层。运用相当的语言文字,把那想得认真的心思表达出来,又是一层。两层功夫合起来,就叫做‘修辞立其诚’”。从古至今,“修辞立其诚”都比较注重伦理道德对于言辞谈吐的约束,即要求言之有物,内容真实可信,体现道德修养。真实的内容、诚实的态度、富有文采的言词相结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二、“修辞立其诚”的重要性及其途径1、“修辞立其诚”的重要性“修辞立其诚”这一千年流传的古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修辞学的重要原则。王希杰先生对“修辞立其诚”颇为重视,其著作和随笔都对“修辞立其诚”有所强调。他认为,“‘修辞立其诚’就是修辞学的生命;修辞学的社会价值就全在这个‘诚’字上,真正的修辞学应当建立在‘修辞立其诚’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中国修辞学世纪之交历史大转轨的最重要的任务。”可以说,“修辞立其诚”是贯穿王先生修辞思想理论的主线。遵守语言规范,语句通畅,文从字顺,才可能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也是修辞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必要条件之一。而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关键,就是遵循“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保证说话内容的真实性,使自身态度情绪调整为利于修辞成功的最佳状态,选择合适措辞以体现修养,是贯彻诚信原则的表现,也是使听者接受信息和承认内容真实性的基础。2、达到“修辞立其诚”的途径在承认“修辞立其诚”重要性的基础上,必须思考如何才能做到“修辞立其诚”。从其内涵入手,欲达到“修辞立其诚”,必先言之可信,措辞得当,谦恭诚恳,涵养丰富。这就要求人们平时注意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特的气质。但是纸上谈兵容易,还必须考虑其操作性。古人云:“三思而后行”。如果必须保证话语的真实性,还要兼顾态度诚恳,甚至要体现自我涵养,那么开口之前的准备阶段未免太长了。所以说,做到“修辞立其诚”不是轻而易举的,须“辞欲巧”且“情欲信”。这与西方修辞学截然不同。三、从“修辞立其诚”角度比较中西修辞学古希腊西西里派第一个修辞学家柯拉克斯在其修辞学论文中,从结构的角度将演说细分为五个部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以及后来出现的诡辩术,都证明了西方修辞学对形式的重视,迥异于中国修辞学的重内容。中西修辞学形成了重内容与重形式的相对对立。但并不是说西方修辞学不重视“诚”。他们承认平日口碑较好的诚实守信的说话者比别人更能轻易获取听众的信任,但对于修辞成功起关键作用的是所谓“修辞人格”。这种修辞人格不是现实中的自然形成的人格,而是修辞时根据情境需要构造的虚拟人格,是一种带有伪装性质的为博取信任而建构的人格。修辞人格看似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其实从修辞目的来看,中西修辞都是为了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诚”(包括话语内容、情感和态度)。差别就在于,中国修辞讲究内省,要求说话者的内容、情感、态度的完全真实,才能期待听者的信赖;而西方修辞单纯外向,不要求说话者自身必须真诚,只在乎听者是否相信。如果只看修辞目的――提高修辞效果以期他人接受,可以说中西修辞都要求“修辞立其诚”。只是中方的“诚”作用于说者和听者,而西方的“诚”只作用于听者。社会背景、历史观念、文体意识等的不同,都是造成中西修辞理论存在差异的因素。随着中西文化频繁交流,中西观念的冲击与融合,中西修辞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前进。如今的中国修辞,包括修辞教学,理论上要求“修辞立其诚”,但操作起来也会出现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这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和紧张的生活节奏有关。例如夸张虚假的广告,毫无根据的假话。有时候说话者的真情流露反而不利于修辞目标的实现,所以其采用类似于西方建构修辞人格的方法,以获取听者信任为主要目的。将不利于目标实现的真想掩藏起来,伪造听者愿意接受的“事实”,确实也是一个修辞成功的条件。四、“修辞立其诚”有无阶级性王希杰先生在《文如其人与“修辞立其诚”》中指出“修辞立其诚”的对象是君子而非骗子,孔子、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修辞学都是贵族的修辞学,非贵族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贵族或君子积极跟贵族中的精英交流,不与非贵族或不言语的贵族交流。指定相应的适用对象,或许是“修辞立其诚”原则建立之初的考量。如果“修辞立其诚”有阶级性,那么其阶级性也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而碎裂了。如今的中国社会宣扬人人平等,“修辞立其诚”也理所当然适用于全体人民。因为语言没有阶级性,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修辞也不会有阶级性。“修辞立其诚”会为一切理解和遵循它的人服务。不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竞选演讲,还是胡锦涛主席上台发言,都会在修辞上斟词酌句,务必使得语言得体。他们的精彩话语或许都让人印象深刻,但他们并非同一个阶级。因此,“修辞立其诚”没有阶级性。五、“修辞立其诚”带来的正负面效应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坚持“修辞立其诚”原则就是在中国修辞学界贯彻诚信原则。“修辞立其诚”出自先秦经典《周易》,是中国早期修辞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文人说话和自我约束的准则之一。它为古人的言语交际树立了指向,引领他们形成了谨言慎行、言约义丰、稳重内省的高贵人格。时至今日,“修辞立其诚”还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它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依然是社会言语交际、文章写作的重要原则,依旧为在纷繁社会中遨游的中华儿女树立着导航。也曾受到质疑甚至遭遇过被取消的危机,不可否认的是,取消“修辞立其诚”原则将会是中国修辞学的一大损失。西方的修辞学一度不重视“修辞”要“诚”,以致被诡辩派利用而陷入困境,尝到了声名狼藉的恶果。然而,“修辞立其诚”也并非尽善尽美。过于强调“诚”,会使修辞陷入寸步难行的僵局,无疑是作茧自缚,使语言变得索然无味。封建制度强调各安其位、上贤下孝的封建伦理,但已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打破并建立新制度、制定新原则。过分强调伦理,就会忽视修辞规律。修辞活动中过于强调伦理制约,会阻碍修辞活动的进行,不符合交际效果最大化的原则。从这个方面来说,“修辞立其诚”过于重视操作层面,相对忽视了效果层面。提高表达效果是修辞的最终目的,因此“修辞立其诚”要适度。六、小结在如今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存在着自我包装、自我夸耀、自我炒作的倾向,例如某些人在公众面前或媒体面前发言时,通常会用“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等词汇夸大事实,以突出自己或团体的成绩和地位,但这些修辞并不符合事实。这些词汇的盲目滥用,造成了领导发言、工作报告等内容上的假大空;经过他人传播和模仿,更会引起恶劣的社会效应。这样的修辞行为违反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不仅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加剧了文化的泡沫化。近年来,报刊杂志、电视广播、路牌等媒体出现了不少不合实际的虚假宣传,虽然都在修辞上煞费苦心,却助长了违背“修辞立其诚”的不良之风。“修辞立其诚”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对于古人的言语构建和人格构建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修辞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但随着时代变化,“修辞立其诚”的内涵也要随之改变,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过分强调伦理反而会制约修辞活动的进行。另外,“修辞立其诚”是修辞学的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原则,修辞理论研究需要多角度的创新之见。【参考文献】[1]朱玲.“修辞立其诚”:中国早期修辞理论的核心――兼与古希腊修辞理论比较[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6).[2]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王希杰.文如其人与“修辞立其诚”[J].东南大学学报,2011(3).[4]王希杰.略论“修辞立其诚”[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1).[5]王晓娜.修辞立其诚与两种修辞观[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3).[6]尤嘉玫,徐洁.“诚”是一切修辞活动的前提[A].江苏省修辞学会.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暨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7]周强.从西方修辞的视角看“修辞”与“诚”的关系[J].外国语言文学,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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